学术文摘丨平顺龙门寺创寺历史及僧人考证
建筑史（第41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年
平顺龙门寺创寺历史及僧人考证
耿 昀
摘要：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与抄录碑文，对平顺龙门寺北齐、唐、五代三次创建之说进行了考证，同时对五代时期的两位创寺僧人奉景与悟深的生平进行了梳理，引申出二人可能存在的宗派关系。
关键词：龙门寺；大云院；寺史；禅僧
龙门寺位于晋东南地区平顺县以北的浊漳河谷北岸。全长约48公里的河谷内还分布着数处五代、宋、金佛寺建筑（图1），其中龙门寺是河谷内历史最悠久、现存文物建筑最多、跨度时间最长、石刻史料最丰富的寺院。寺内现存有五代、宋、金至明清建筑10余座，碑刻、经幢、墓塔、题记共计60余处。尽管龙门寺内现存最早的建筑为五代时期的西配殿，但龙门寺最初的创建年代在现存碑文和方志记载中莫衷一是，分别出现北齐、唐、五代三种说法，以往学界对此虽有关注，但研究尚未深入。本文通过进一步考证，试图厘清这座具有代表性的上党地区乡村寺院最初的历史。
图1/平顺县段浊漳河谷地现存五代、宋、金佛寺示意图
北齐建寺的传说
龙门寺的始建年代目前一种说法是北齐年间文宣帝为释法聪敕修，寺曰“法华”。现存碑刻及方志中最早提及此说的是龙门寺西北塔林中建于宋政和二年（1112年）的《大宋隆德府黎城县天台山惠日禅院住持赐紫沙门思昊预修塔铭》塔（简称思昊墓塔），铭文称“寺始建于北齐武定八年”。此年为公元550年，高洋篡东魏建立北齐，五月改元“天保”。此后，继承这一说法并又有新论的是今天王殿前的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敕赐龙门山惠日院重修碑记》碑和同年刊立的《重修惠日院记》碑，前者文言：
考诸断碑，厥初敕建北齐文宣帝武定年间，实梁武第二王简文帝末年也。是时有僧法聪者，南阳新野内史陆机之兄，出尘纳戒，立志三白，誓诵莲经，入五台山□礼圣迹，回还及此，齐魏锋敌，遁憩此山雪松之下，炼左拇指禅，诵法华，不计其数，指忽重生。谓三白者，白饭、白水、白盐，一衾白发不易也，又身不偏倚，口诵真经，意不妄□。此三明白享此嘉名，声动朝野，文宣帝召见，大喜，遂敕修寺，额曰法华。
再后，大雄宝殿北檐下的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建千佛阁碑记》碑，清乾隆《潞安府志·寺观》均循此说。
前已有学者考据，认为从唐《续高僧传》、《法苑珠林》中所记释法聪事迹看，除其年轻时曾游历嵩岳外，主要修行经历均在南方，且卒于梁太清年间（547—549年），故不可能创建龙门寺，此说为后人附会。然而笔者进一步查阅史料发现，碑中所录事迹之人，实为《宋高僧传》所记“唐吴郡嘉兴法空王寺元慧传”，现摘录原文如下：
释元慧，俗姓陆氏，晋平原内史机之裔孙也……以开成二年辞亲，于法空王寺依清进为弟子。会昌元年，往恒阳纳戒法，方习毗尼。入礼五台，仍观众瑞。二年，归宁嘉禾，居建兴寺，立志持三白法，讽诵五部曼拏罗，于臂上焚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权隐白衣。大中初，还入法门。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于臂，供养报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桥，利有攸往，略无忧虞焉。咸通中，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往凤翔重真寺。炼左拇指，口诵法华经，其指不踰数月复生如故。乾宁三年，偶云乖悆，九月二十八日，归寂于尊胜院，报龄七十八，僧腊五十八。弟子端肃等奉神座葬之于吴会之间，谓为三白和尚焉。其礼拜诵持，不胜其计，如别录也。
何谓三白，通曰：“事理二种。一白饭、白水、白盐，事也。二身不偏触，口诵真经，意不妄缘。此三明白，非黑业也。故享此名欤。”
可见陆机后裔元慧，入礼五台，练“三白法”，炼左拇指，诵法华经等均与龙门寺碑所言一致，故龙门寺所言创寺僧人实应为唐僧元慧（819—896年）事迹。但纵观元慧生平，先后历吴郡、五台、凤翔，并未曾驻足上党。将元慧之事假托于北齐法聪的说法最早来自上述寺内两座明碑。遂抛开传说中的建寺僧人的时代，北齐武定八年时，是否此处真如宋思昊墓塔所言建有佛寺，尚是疑问。但可以明确的是河谷在更早的十六国时期，已是兵家贮兵之所。
今日河谷佛寺中依旧有零星北朝石刻幸存，辛安村原起寺内香亭西侧有千佛造像碑，仅剩下半部，原碑座不存。碑阳所刻造像主尊腹部以上残损，似乎为弥勒，左右二胁侍，下方刻两供养人像及姓名，最下为兽面力士一尊。碑阴及侧面刻千佛，侧面并刻供养人姓名，据造像风格及题材推测应为北魏晚期（5世纪末—6世纪初）所造（图2）。据清乾隆《潞安府志》载：“元熙寺，在新安里，内有七胜宝塔，系平顺并入。”故原起寺最初应名“元熙寺”，而“元熙”之名，为晋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单于刘渊（字元海）所建汉赵的第一个年号。
图2/原起寺内北魏千佛造像碑（左：碑阳，右：碑阴）
河谷地区至今还有与西晋十六国时期刘元海、石勒等颇为相关的遗迹。永兴元年，拥兵数千，聚于上党的大张訇督在石勒建议下归降刘元海，后被赐名“石会”，与今日实会村谐音。又据明成化《山西通志》记“石勒城……一在黎城县东南八十里，周围四里六十步，亦（石）勒以贮粮。俱存遗址”。此石勒城，当指今石城镇。
日后建立后赵的上党武乡羯人石勒，其屯兵之地除河谷内的石城镇外，在今和顺、武乡、襄垣一带尚存多处，包括武乡城（今故县）北鼙山（初名北原山）上石勒城，又名石勒寨，据清康熙《武乡县志》记为石勒屯兵之所；襄垣县西营镇城底村北有石勒城遗址，据清乾隆《襄垣县志》记为晋大兴二年（319年）石勒进据襄国，称赵王，后攻上党的屯粮之所；又有和顺县石勒村等。这些传为石勒屯兵之所的城寨分布在浊漳河沿岸，更准确地说是分布在邺城与晋阳（今太原）的交通线上。可见河谷地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是进出太行的较为主要的孔道之一，故其时谷内建寺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此外，笔者所在天津大学辽代建筑课题组在2012年取得龙门寺西配殿东北角柱上栌斗样品，其碳14测年结果如下（表1）。
表1/西配殿东北角柱上栌斗样品碳14测年结果数据
样品的最大置信区间（533—575年）包含武定八年，即公元550年，至少可以证明该木料的采伐年代在这一区间。当然过少的样品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能。
唐代建寺的传说
龙门寺始建年代的另一个说法是唐太宗讨叛之后遇神僧而建，其来源是今天王殿北檐下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重修正殿碑记》碑及大雄宝殿北檐下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燃灯佛殿记》碑。前碑云龙门寺“敕建唐代”，后碑则详细描述了太宗讨叛后，来此地所见：
盖闻龙门之兴起，自唐太宗干戈之际，统帅讨叛之后，佛有意于兹土，祥光现，恍若烟雾腾，太宗一望，勃动其心，疑必逃贼潜伏，不觉欣投。此地古来有云，佛临雪松之上，盘膝端颜稳坐。（太宗）问彼老僧曰：不在地，而在松，何所因故？及彼僧，及曰：松下无吾寸地，吾故覆处松头，肯施一服之地？然后□离松稍。太宗愿许四至，片时则化其形，圣人遇必,圣主遂命敬督工创作之。志不存，遗言未必皆真实，不明创自何代。
这个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撰碑人亦言未必可信。之后又见于大雄宝殿北檐下清咸丰七年（1857年）《重修后正燃灯佛殿》碑。
史载唐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受命征讨割据晋阳的刘武周，翌年获胜，唐重新夺回并州的控制权，之后李世民率军自晋州，途经夏县回师。碑文所述，盖认为李世民此次征讨后自晋阳回京途中曾经过潞州并建立此寺，显然与史实不符。另外，从太宗日后所下的“于行阵所立七寺诏”中亦可看出，破宋金刚、刘武周之战分别立寺于晋州、汾州。故太宗在此地创寺的传说应属虚构，但河谷中现存的唐代遗物依旧值得关注。
王曲村天台庵大殿东南方今立有一座赑屃鳌座碑，通高约2米，由方形石基、鳌座及碑身组成。碑面西，龟首扭转朝向大殿。字迹漫漶不清，难以卒读。有学者曾认为此碑为唐代所造（图3）。
图3/天台庵内石碑正立面图
原起寺香亭内西侧还有一座佛五尊造像碑，原碑座不存，碑首雕六对盘龙，正面上部三龛刻佛五尊，中间释迦并二弟子，两侧二胁侍菩萨，释迦下方刻一供养童子及二狮子。背面碑首一龛内刻一佛二弟子，据造像风格推测为隋至唐初（6世纪末—7世纪初）所造。整块碑正背两面均被后世打磨并重刻文字，碑阳左上边缘处依稀可见“原起寺先师比丘□贵侍佛造”字迹，应为原始题刻（图4）。
图4/原起寺内佛五尊造像碑
原起寺香亭南侧，有唐天宝六年（747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通高2.88米，八边形，下设两层幢基，下层四边形，每面二壸门，内刻瑞兽，上层八角形，每面壸门内刻伎乐，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间以阴刻单线方格分隔（图5）。
图5/原起寺内唐天宝六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淳化寺大殿前有两尊宋开宝三年（970年）经幢，其中东侧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幢经仔细识读，有如下刻文：
于村西有古寺一所，□有记云自大唐仪凤三年（678年），上报国恩及诸含□□，而又垒围破坏，基栋岌倾，□聚□□□成林。谒蔼之蒹□闲地是有邑道首宋珪等，每因余暇，常劝论评，语诸众曰：□□光景难保□于去留，倾刻年华易委和于存没，早修真实为过去之资粮，□□假虚作未来之舩茷，而乃同声顺诸共率功勤，当于大晋天福五年重修基址……
可见淳化寺有可能创建于唐仪凤三年。
车当村西佛头山腰开凿有佛像一龛，据村民告知，上有“元和十□年”（815—820年）纪年题记。
龙门寺唐代创建的依据并不充分，但这条河谷之中显然终唐一代一直有营建活动，直至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行动使得这些佛寺无一存留。值得注意的是，金元时期已成为龙门寺下院的淳化寺，创自初唐，龙门寺创建年代若比之更早，亦不为奇。
五代建寺
今日龙门寺最被广泛接受的创寺时间为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寺内现存最早的碑刻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碣记当时“邑人修盖堂殿二十一间”，又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经幢记“自乙酉岁（925年），方营胜概，始尽良规。兴构法堂，崇建僧舍”。均表明现存龙门寺自公元925年创建，此后地方志如明成化《山西通志》、清康熙《平顺县志》均依此说。
除碑刻、经幢以外，现存西配殿据样式判断，主体基本为五代遗构。此外，寺内遗留的部分石刻造像亦有五代之风。
1. 历史背景
昭义军初有泽、潞、邢、洺、磁五州，唐中和元年（881年）孟方立擅权，分出太行山以东邢、洺、磁三州，并治邢州，潞州则数易其主。至唐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破黄巢有功，被朝廷认命为河东节度使。同年，李克用派其弟李克修攻取潞州，并任留后，自此昭义军分为太行山以东三州和以西二州两节。
唐大顺元年（890年），潞州守将李克恭被叛将所杀，潞州被献于梁，克用随即遣将立取潞州，开启了“梁、唐争潞”的局面。潞州先后于光化元年（归梁）、光化二年（归唐）、天复元年（归梁）、天复三年（归唐）成为两方势力拉锯的战场。公元907年，梁灭大唐，后再度进兵围攻潞州，镇守潞州的李嗣昭坚持守城长达一年多之久。李克用翌年卒，其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击破围军，守住了潞州。同光元年（923年）李嗣昭卒，其子李继韬以潞州叛附于梁。该年十二月，庄宗灭梁，收复潞州。同光二年，潞州将杨立反兵，李嗣源，即之后的明宗，收复潞州。至此，持续数十年战事的潞州终归稳定。
龙门寺的建设始于同光三年，正是潞州刚刚恢复和平的时候。
2. 创寺僧人：奉景与悟深
龙门寺自同光三年（925年）开始建设，至长兴元年（930年）时已造堂殿二十一间，时称“天台山龙门院”，院主僧法号奉景，有弟子惠呈、惠回。之后有僧法号悟深者振锡至此地，“增加绀殿，塑绘尊仪”，并于清泰二年（935年）“修盖观音菩萨堂一座，并石像三事，兼门楼、屋宇、行廊”。刻于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的经幢所载其时“龙门山院”的山主僧已是悟深，院主僧为志悟。很可能早在清泰二年（935年）悟深主持龙门寺一系列修缮之时，已充任为一寺之主。那么，从930年至935年的六年中，在前任住持奉景尚未圆寂的情况下，龙门寺经历了易主。奉景随后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在龙门寺以西约三十公里的浊漳河谷北岸实会村山间新建了另外一所寺院，即今日的大云院。所幸关于奉景、悟深生平的碑刻均有留存，这也成为探索今日河谷内规模最大的两所寺庙初始历史的重要材料。
（1）奉景
奉景生平见于《敕赐双峰山大云院十方碑》，现位于大云院西配殿南地坪，碑为赑屃鳌座碑，通高4.57米，宽1.4米，是大云院现存最大的一座碑。碑文撰于宋天禧四年（1020年），立于元丰三年（1080年），虽然撰碑之时据奉景圆寂的显德元年（954年）已过去六十余年，但奉景二十八个惠字辈门人尚有健在者，故所述应可信。
奉景，唐乾符三年（876年）生，幽州人，初在五台山受戒，六年之后南下“渡韶江”，至“韶州曹侯溪（今广东省韶关市）古法泉寺”修行。法泉寺，即今日南华寺，初名宝林寺，唐中宗神龙元年敕名“中兴寺”，三年又赐额“法泉寺”，禅宗六祖慧能曾在此住持弘法，因此这里被视为“南宗禅祖庭”。奉景在这里成度之后，返回北方，从孟津，过天井关穿越太行山，来到漳河谷地。碑中并未记录奉景早先在龙门寺的经历，而直接记叙奉景北上之后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二月至此开土辟基，创建“双峰山仙岩禅院”（大云院前称）。至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奉景以七十八岁高龄圆寂，门人遂为之起造七宝塔，安放舍利。对照龙门寺长兴元年碣，奉景实际来到此地应在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时已年逾五十。虽然奉景南下曹溪的时间不能确定，但其在五台受戒之后，仅停留六年，或与其时战乱有关，之后奉景的大部分修行是在法泉寺进行的，并在那里得度。在北方战事刚刚平稳之后，奉景便起身北上，这也与当时禅僧先通过行脚习禅开悟，进而得到创寺机会的通行程序有关，是为禅宗开枝散叶的途径。大云院所在山名为“双峰山”（今名双凤山），很可能是奉景建寺之时所取，意在效仿曹溪之双峰山。
南宗禅自韶州曹溪双峰山起，逐渐发展出五家七宗，其中的云门宗，为禅师云门文偃（864—949年）于923年（后唐同光元年/南汉乾亨七年）在韶州曲江云门山开创，并随即得到南汉（905—971年）政权的大力扶植，在岭南地区逐渐壮大。此后，云门宗更是从岭南向北推移，与临济宗成为宋徽宗以前最活跃的禅宗两派。其中云门四代法孙大觉怀琏更于皇祐初年（1049年）住持汴京十方净因禅寺，令禅宗始行于京城。从中可以看出，奉景在离开韶州之前，很可能聆听过云门文偃开坛讲法，况且文偃早在911年便参礼曹溪并开始在韶州一带活动。奉景离开之后不久的929年，云门文偃弟子双峰竟钦（？—977年）就在韶州双峰山兴福寺开堂演法。
（2）悟深
悟深生平见于《敕留天台山龙门禅院故大师塔记》碑。此碑现存于龙门寺西北塔林，圜首，碑身高约1.5米，宽约77厘米。悟深逝后存放舍利的墓塔现已不存，仅留下此塔记碑，立于宋乾德五年（967年），距离悟深圆寂的乾德二年（964年）时隔三年有余。
悟深，唐乾宁二年（895年）生，本地“潞城县潞川乡下源里侯壁村清河郡张公之子”，二十岁时服丁徭从军，其时潞州正陷于梁、唐的拉锯战中。至923年，二十八岁的悟深离开军营，投身佛门，该年李继韬先以潞州叛附于梁，同年十二月庄宗灭梁，并收复了潞州。悟深初在魏府（魏州，今大名县东北）青箩禅苑受业，后杖锡而游，“传绍于西京宝峰山石柱和尚之宗风”。至同光三年（925年）回到本地。碑云悟深至此“凿烟岚万仞之峰，安相好八十之像”，并“殿宇峥嵘，因之构就”，显然刻意忽略了奉景建设在先的事迹。而悟深回到本地的真正时间，很可能是930年到935年之间。之后悟深取代奉景成为龙门寺主僧，或许正仰赖于其出身本地，最终奉景只得在938年另寻它处新辟寺院。
然而奉景与悟深之间是否是因宗派有别而产生了异见呢？目前奉景的求法经过颇为清楚，而悟深所承“西京宝峰山石柱和尚”又是何许人也？唐至德二年（757年）肃宗平定安史之乱设置五京，其中西京在凤翔府，尽管上元二年（761年）即被罢去，但碑中所言西京，应依旧指凤翔府。虽然宝峰山今在县志中并未可寻，但“凤翔石柱禅师”则见于北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卷十六》“潭州石霜庆诸禅师（807—888年或809—885年）法嗣四十一人……凤翔府石柱和尚”。其中还记录了石柱和尚一则典实。又北宋契嵩撰《传法正宗记·卷七》亦记“大鉴之六世，曰潭州石霜庆诸。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石柱和尚”。石柱和尚生卒年代不详，但以其师石霜庆诸年龄推断，年代与悟深会有交集。由于云门文偃与石霜庆诸所源均为曹溪南宗禅两大派系之一的石头宗，若奉景与悟深的师承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二人之间应该并不存在派系之争。
此外，还有一点颇值得留意。前述北齐建寺之说时，指出明成化年碑中所述北齐释法聪之事，实为挪用了唐代僧人元慧（819—896年）之生平。至于后人为何选择元慧的事迹进行附会，或许并非巧合。元慧初于开成二年（837年）辞亲，拜“嘉兴法空王寺”僧人清进为师，此后入礼五台山，并于会昌灭法后的大中七年（853年）重建法空王寺。而云门文偃作为嘉兴本地人，在广明元年（880年）初入佛门时，亦投“嘉兴空王寺”，并礼志澄律师，参学九年。文偃入寺之时，元慧已于咸通十四年（873年）去往凤翔重真寺（即扶风法门寺）参与迎送佛骨舍利。虽二人并未有交集，但以此次迎佛骨事件的隆盛及元慧之声望，想必文偃亦有所知。至于元慧身处凤翔时，“炼左拇指，口诵法华经，其指不逾月复生如故”的神迹在当地是否颇具影响，元慧又是否与凤翔石柱和尚有过往来，已难考证。纵观元慧一生北上两次：一次在会昌元年（841年）于恒阳（今河北曲阳）纳戒，入礼五台山，一次在咸通中往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这样的经历与同样入礼过五台山，南下后又北上的奉景相似，同时也可与师承凤翔石柱和尚宗风的悟深联系起来。
总之，奉景与悟深都是晚唐五代之时，伴随禅宗的发展，通过行脚参访进而开山创寺的众多禅僧中的一员。无论龙门寺所在的天台山，抑或大云院所在的双峰山，或许都是一种对南方禅林的效法。
（3）明慧
奉景与悟深的经历在潞州地区并非孤例。平顺县虹梯关虹霓村海会寺，现仅存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潞州紫峰山海会院明慧大师铭记》墓塔一座（简称明慧塔）。寺紧邻虹梯关，在浊漳河谷以南约12公里处。所幸墓塔及其塔铭保存完整，上记明慧大师之生平，今摘录于下：
大师父讳举，俗姓颜氏，本儒门，是琅琊临沂人也。幼怀聪颖，姓自不群，每厌尘繁，志求出离。遂于燕台鹤林寺鉴律师为师，从缁落发，获具足戒。后涉江浙，徧倣名能，广乎知见。乃遇监管，得传心印。因卜卦锡，比度淮洪，途至潞彰，人顺道化，遂诣黎城县松池院，捿心禅观，为众开堂。可三两载，复飞杖锡，又至渌水山，广彰法眼，为众启禅。人遇指南，奔赴如市。度僧一十七人，度尼三人，并散在罗空住持传誉。时有潞州节度使李蠙，向重琼音，遥钦善价，三曾具请顾俱府城，自舍俸资，延庆院一所，命师住持，传通法眼。师于乾符四年，有人报师云：“保广贼寇，欲害于师，宜速回避。”剏修勤佟“吾久于生死，心不怖焉。若被所诛，偿宿债矣。”其年正月十三日，果如所报，命随寇忍，气逐风灯，恰岂如存，复无汙。天有祥瑞，焕曜明帝。主乃知伤道人矣。遂敕谥明慧大师，荼毗讫小师崇昭等捧舍利，奉命持建斯塔，兼赐阴院……峕长兴三季六月□日王晖舍手刊之。
明慧大师初在燕台（今河北易县东南）鹤林寺出家受戒，后于江浙地区得传禅法，之后渡江北上至潞州黎城县松池禅院开堂授法，后受到其时潞州节度使李蠙的礼遇，在府城延庆院住持，至乾符四年（877年）为贼人所害。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明宗为其建立阴院，即海会院，并舍田十四亩。可见在比奉景、悟深更早的时候，就已有在南方得传心印的禅师北上至此地授法。
结 语
龙门寺创于北齐、唐代的说法目前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河谷一线现存石刻等文物间接可以说明至少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这里已有佛寺营建，唐代一度繁荣，直至武宗灭佛毁弃为止。迄五代后唐，在连续数十年的战争平息之后，河谷地区开始了大规模建设，龙门寺、天台庵、大云院均有其时遗构留存。通过对龙门寺及大云院五代创寺僧人悟深和奉景的生平考证可知，二人均继承南禅宗法脉，为当时禅僧开枝散叶之例证，尤其奉景曾南下禅宗祖庭韶州曹溪求法的经历，也为之后理解大云院弥陀殿建筑形制之特异，提供了线索。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代建筑系列研究（续）”（项目批准号：51278328）项目资助，碑刻调查、碳14测年工作得到天津大学辽代建筑课题组协助。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耿昀，天津大学建筑学博士、文物出版社编辑。
封面：龙门寺全景（斯飞小组拍摄并提供）
题图：龙门寺大雄宝殿（连达绘制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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